增设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的探讨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郝焕婷
　　
　　
　　编者按：我国《保险法》已实施四年，作为《保险法》规范对象之一——保险员工，能否自觉适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取决于本人的法律意识强弱，本文提出增设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，是针对有的保险员工违法违规操作并造成重大损失而提出的，很值得思考。
　　
　　过失犯罪是与故意犯罪在主观方面相对立的一种犯罪类型，它同样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性。在我国《刑法》中，已明确规定了多种过失犯罪，有力地打击了那些无故意但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过失犯罪行为。保险诈骗罪是一种故意犯罪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在诈骗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。这种过失行为往往由于不能直接产生危害后果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，所以一直是保险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风险之一，在保险诈骗犯罪中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，甚至会产生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。
　　一、问题的提出
　　案例一：《中国保险报》1998年11月27日刊登了一篇题为《为骗寿险金索要未婚妻性命》的通讯，文中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为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，私下以其未婚妻朱某为被保险人，向某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了保险金额为96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，并由陈某亲自在投保栏目填上了朱某的名字。四个月后，陈某伙同另外两人将朱某杀害。事后，陈某依据朱某的人寿保险单，向保险公司索要保险金，保险公司此时才认真核实保险单，发现投保人一栏不是朱某亲笔所写，而是由他人代笔。至此，一起高额诈骗保险金的案件被破，犯罪嫌疑人陈某等被绳之以法，保险公司避免了经济损失。但对于朱某的死，保险公司的员工一点责任也没有吗?我国《保险法》第55条第1款规定：“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，合同无效”。而在此案例中，在被保险人朱某对此保险合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保险公司竟签发了保险单，“帮助”犯罪分子完成了犯罪预备阶段的行为，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如果在投保阶段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严把承保关，致使陈某以朱某为被保险人的投保行为无效，还能产生陈某将朱某害死，进而向保险公司索要保险金的犯罪吗?
　　案例二：《中国保险报》1998年2月6日，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旧车高额投保车毁索赔成功》的报道，讲述四川省某市市民雷某以1.2万元买进一辆旧车，1994年10月19日经过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协商以价值12万元投保，不久，该车因电路故障起火燃烧，全车报废。保险公司以雷某虚构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，其投保行为具有欺诈性为由，拒绝赔偿。双方诉至法院，经过审理，保险公司败诉，被判决支付给雷某12万元保险金及利息。且不论法院对此案判决是否合理，单从保险公司对承保到理赔的态度上看前后是截然相反的，如果当初雷某投保时，保险公司员工能够验标承保，还会发生超值赔偿吗?那么当初工作人员是出于什么考虑，在不见保险标的的情况下，能同投保人协商保险标的的价值。此案中保险公司赔偿了12万元，对此负责验标承保的工作人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　　案例三：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节目在1999年上半年曾经播出过一起广州市一机动车辆保险赔案，在半年中某投保人就一辆车索赔四次，赔偿
　　INSURANCE STUDY•LAW’99•11额达百万元之多。在这一报道中，保险诈骗三次成功，犯罪嫌疑人第四次才落入法网。如果不存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，何以会有这种后果。
　　保险诈骗犯罪作为保险的一个“寄生虫”，几百年来始终伴随着保险的发展过程，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世界各国都将保险诈骗作为一种犯罪予以打击，但由于高额保险金的诱惑，犯罪分子往往铤而走险，这已成为保险公司经营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风险，严重地危害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，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保险公司已充分认识到，并且一再强调化解经营风险要在核保核赔上加大力度，但一到具体工作人员身上，由于承保任务的压力，提取费用机制的利益驱动力，以及以赔促保等因素的影响，承保理赔关就无“关”可谈了。承保人员在承保时草率行事，不认真负责，一旦出险，由于合同漏洞百出，保险公司往往拒赔。因此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了“投保易，理赔难”的印象，严重损害了保险人的信誉，上述案例二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如果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胜诉，那么投保人必然不服，必然认为保险公司承保时怎么都可以，理赔时又百般刁难。这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种损失，是一种声誉上的损失，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部分保险代理人受利益驱使，惟恐稍有迟疑，耽误业务，于是便违法承保、违规承保，只顾眼前利益，不计社会影响及后果。在案例三中，如果查勘理赔人员在第一次认真负责、查核证据，识破犯罪分子的阴谋，就可以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核保、核赔工作对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来说是雷声大，雨点小。打击保险诈骗犯罪，不仅应从犯罪分子入手，还应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入手，所以，应在相关法律中增设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，以便增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，规范保险活动，更加有力地打击保险诈骗犯罪。
　　二、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的概念及其构成
　　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是指违反《保险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过失协助犯罪分子诈骗保险金，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。此罪的犯罪构成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　　(一)犯罪主体。此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即只能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，既可以是签售保险单的工作人员，也可以是核保、查勘理赔人员，他们对每一份保险单都有承保、核保或拒保的权力，对投保人的保险标的或有关情况负有核验和询问责任，对索赔者有审查证据、保证赔偿或给付符合事实或者拒赔的责任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是法律规定的义务。非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如果协助参与保险诈骗，只能按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处理，不构成此罪。
　　(二)犯罪的主观方面。此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，也就是说行为人对其不认真履行承保手续或核保手续，如承保不验标的、不体检、理赔给付不到现场勘查、不核实证据、不核实被保险人签字等重要手续，所造成的“重大损失”后果，不是抱希望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态度，而是由于其过失造成的，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危害后果可能发生，但由于其不负责任，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了这种危害后果。如果承保核赔工作人员认真履行了工作职责，手续合法，即每一个工作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，即使发生保险诈骗案件也与保险工作人员无关。
　　(三)犯罪的客观方面。表现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，即行为人在签售保险单或核赔(给付)时，为了收取保险费或及早结案表现为严重的不负责任，如工作粗心大意，盲目轻信，不认真审查对方当事人的合同主体资格，该验标的而不验标的；该体检的而不体检；该核实证据的而不核实或证据不足。致使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，为以后的进一步犯罪打下了基础。
　　对于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，只有“致使公私财产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情节特别恶劣”的，才能构成犯罪。
　　所谓造成公私财产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，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：(1)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。如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一中涉及的工作人员，由于没有核实被保险人的签字，致使发生被保险人被害的后果，此工作人员即构成此罪。(2)直接经济损失在5万元以上的。(3)直接经济损失或伤亡人数虽不足上述规定数额，但情节恶劣，造成极坏影响的，如利用投毒、放火、爆炸、决水等足以危及周围人的生命或财产损失的方法，通过制造假赔案件，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，虽未成功，但由于其手段恶劣，亦构成此罪。
　　过失协助保险诈骗行为未造成上述重大损失的，不构成犯罪。
　　(四)犯罪的客体，此罪侵害的是《保险法》所保护的保险保障关系，具体为保险公司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权或公民的生命、健康权，所以，它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。
　　三、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的认定
　　(一)认定“过失协助保险诈骗罪”与非罪的界限。是否造成“重大损失”是区分此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准。疏忽大意、不认真负责，造成“重大损失”的，构成“协助保险诈骗罪”；未造成“重大损失”的，属于一般工作过失行为，可由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，或行政处分。
　　(二)划清“协助保险诈骗罪”与虚假理赔罪(此罪名根据《保险法》第134条得来，是否恰当，有待商榷)的界限。它们的主要区别是：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，前者是过失犯罪，后者是故意犯罪。
　　我国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后，发展时间短、速度快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、法规制定滞后。要想有效地防范化解经营风险，仅仅从思想上加强防范是无济于事的，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监督制裁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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